在这种扭曲的心理体验中挣扎,这也成为他此后大多选择小男孩作为作案对象的心理动因。
袁桂香并不确切地知道儿子自杀的真实原因,只知道宫润柏在监狱里“被人欺负狠了”。接到狱方宫润伯出事的通知后,她在监狱医院看到了儿子:“手腕上的刀口割得跟孩子的嘴一样,血糊啦汲的”。多年以后,袁桂香分析儿子犯罪的可能动机,揣测说:“被人欺负狠了的人,从此也开始欺负人。”
但没过多久,袁桂香的另一个打击接踵而至,她的小儿子、宫润伯的弟弟,因抢劫获罪,被送入佳木斯以北的双鸭山市笔架山监狱服刑。老伴突然病逝,两个儿子相继入监,赵圣芹感叹这个老邻居兼老妹妹命苦,她回忆那时的袁桂香,在气得大病一场后,还得隔三岔五地拖着病体,一会去这个监狱看大儿子,一会去那个监狱看小儿子。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这种日子让袁桂香难以为继。宫润伯入监两年后,她卖掉了原来拖拉机配件厂所在社区的房子,带着屈辱改嫁到30公里外的佳木斯郊区沿江乡。
不成功的重新社会化
2000年12月10日,宫润伯利用他在拖拉机厂学到的车工技术,获得了一次减刑9个月的机会,3年后的2003年11月1日,减刑后的宫出狱,将劳改释放证书揣在怀里的他,并没有按照规定前往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报到。
案发后的一份警方治安梳理报告显示,从监狱出来后,宫润伯先后换了8个地方住。母亲改嫁后的继父家,成为7年后宫润伯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后重新社会化的第一站。
黄庆一直很小心地和这个比他小近10岁的陌生弟弟相处。停薪留职在家做装修生意的他,尽管有大把时间和住在隔壁的宫润伯来往,彼此之间却很少说话。
一直到佳木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警察找上门来,他才知道看上去挺老实的宫润伯,已经弄出了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怖的大事情。
黄庆回忆,沉默寡言的宫,从未向大家提起监狱里的事。黄庆也不敢跟他多说,怕伤及他的自尊心,但宫的继父黄忠看不惯这个看上去有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我爹嫌他做事不利落”。
三个月后,宫润伯就从继父家搬走了,到外面卖羊肉串,拉小车,在一家名叫华丽面食的食品店里做帮工。这种临时工的生活总是不能维持多久,每到窘迫的时候,宫润伯总会回来找袁桂香要钱。
宫润伯找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开烧烤店,这份工作以一场意外发生的斗殴事件结束。黄庆现在还记得接到电话赶过去时,宫已经在医院急诊室,满头是血,脸肿得像冬瓜。这次原因语焉不详的打架事件后,宫润伯彻底放弃了正常途径的工作。黄庆事后觉得,这次被暴打,可能是让宫润伯彻底走上不归路的原因。
在母亲托人帮他租到了后来作为杀人现场的那个棚户区房子后,他最后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天麒网吧,网吧里随处可见的未成年人,从此毫无防范地进入了他的视野。按照他的供述,找这些孩子是因为“同是弱势群体,不具备反抗能力”。
案卷显示,对每个进入杀人现场后落入他掌控的孩子,他总是先打两个耳光,再拿刀子恐吓,然后猥亵,他喜欢让后来的孩子看前面遇害孩子的尸骸,再让陷入巨大恐惧的孩子叫他老爹,干爹,高兴时还会掏钱让他们上网。
继父黄忠至今有几分后悔。他觉得,倘若当初不让宫从家里搬走,也许不会出现这个结果。袁桂香也总是觉得还是应该和儿子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他的指定辩护人遇运辉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他整整3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快点审快点判,早就不想活了”。事实上,除赵龙外,另外4个被他猥亵的孩子,回家后也随时可能告发他。遇运辉判断,宫润伯从第一次作案以来,其实就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面是魔鬼般的残忍和狠毒,一面是随时可能崩溃的脆弱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