臆想中的大学梦

宫润伯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谜团，是他向警察供述自己一段16年前的光辉历史。案卷显示，在不下十次的讯问中，宫都将自己描绘成一个1990年代毕业、怀才不遇的大学生。

根据他的供述，因为在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表现优秀，1992年他被保送到省城，进入哈尔滨 工业大学进修金属工艺学专业，为期三年半的学习结束后，他获得文凭，藉此回到拖拉机配件厂准备提干，这时厂子已经没了，毕业即失业的他，汇入到这个城市数以万计的下岗大军。时世不济，最后走到这一步。

现在留守在这个前拖拉机配件厂的几位管理层成员，对宫描述的这段历史深表惊奇。劳资科长崔秀华说，在宫描述的1990年代初期，工厂已经显现出生产和经营上的颓势，连分到工厂的大学生都纷纷准备走人，罕有保送工人到大学去进修的机会，即便有，也是表现特别优秀，青工宫润伯不可能进入这个范围。

对两个儿子，袁桂香自感家庭教育完全失败。她叹息，倘若能有去省城上大学的机会，宫润伯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事么？“也许他是在做梦吧，梦里想上大学。”

除了一前一后跨越10年的两个案件中一沓子案卷上的签名和手印，宫润伯几乎没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痕迹。袁桂香说当初搬到出租屋时，宫润伯就带走了所有和他有关的物件，连同那张劳改释放证。她一直念叨想去给人家房东收拾一下已经荒芜的房间，又担心无力支付宫欠下的房租。

通过权威渠道，记者获得了两张宫润伯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一张是1992年留下的身份证照片，穿着一件白色T恤的宫润伯，留着右分头，脸型瘦削，皮肤白净而不失俊秀；另一张是14年后案发被捕时拍摄的，秃头，表情冷酷，嘴角带有可疑的血迹。这两张无法联系到一起的照片，能看到的是外貌的变化，看不到的，是命运中无数的偶然和必然，一步步吞噬他的人性的过程。

在庭审的最后环节里，宫润伯终于流露出来一抹复苏的人性。被害孩子家长的代理律师陈虹回忆，他向被害人家属表示道歉，甚至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医疗单位，换来相应的经济补偿。但这个试图表示忏悔的想法，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没有被法庭采纳。

宫润伯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刑场，他对执行的法警说：“别去打扰我妈了，我对不起她。”

逃离佳木斯 5个受害家庭的后遗症

佳木斯“二二八”一案，被宫润伯残忍杀害的6个孩子中，除了一个是来自七台河不知姓名的流浪孩子外，其余5名孩子的家长，有4个都已经选择离开这个城市。

马千里的父亲马建国是最早离开佳木斯的，他甚至没去参加案发半年后的庭审。“人都不在了，没有意义了”，这个神情悲伤的湖北汉子，至今没能从9岁的大儿子马千里被害的伤痛中走出来。

3年前，马建国和妻子谢红艳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在佳木斯做油漆活。马建国永远记得2005年12月11日早晨8时，那是马千里失踪的时间，在把比他小2岁的弟弟送到附近幼儿园后，马千里就消失了。

马建国夫妇找孩子的经历是所有家长里面最离奇的。从马千里失踪到案发的3个月里，他们发了疯般地寻找，从给警方提供各种可疑线索到主动追踪至附近的汤原县，甚至循迹追到河北沧州，协助警方抓获了另外一起刑事案中的嫌疑人。

让马建国忿忿不平的是，那些当时被怀疑为荒诞不经的种种迹象，事后被证明都是合乎逻辑的事实。

2年后的现在，马建国已经回到了湖北天门麻阳镇的乡下老家，但他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忆案子里的每一个细节，想得脑袋疼，而且至今没能想明白很多问题。

他不理解在宫润伯漫长的作案时间里，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