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回到湖北，喜欢上网的马建国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帖子，给湖北的司法机关写信。对2年前一些前来采访最后却未能发表出报道的记者，他毫不掩饰心里至今有想法，事实上这2年来，他更加审慎地对待每一个和他联系的媒体记者。

第一个被害孩子王胜利的爷爷奶奶王俊斌和卜玉娥，也已经回到老家黑龙江肇庆。王胜利的父亲有精神分裂症，母亲生下她即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带着出生不久的她投奔佳木斯的亲戚，在这个城市的棚户区租到了两间房子，以木工活为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距离凶杀现场最近的暂居地，会给这个本已不幸的断代家庭，带来最残酷的噩梦。

马建国说这辈子再也不会去那个伤心地了。在社会学意义上，一般来说，进入城市的农村打工家庭，更容易受到犯罪的伤害，而他们自我修复创伤的主要途径，依然是通过不断的流动和迁徙，而对周遭环境安全感的丧失和绝望是选择离开的原因。

和马建国夫妇相比，屈冬梅的迁徙历史令人心酸，她和丈夫本来都是佳木斯附近另一个城市双鸭山林业局七一林场的下岗职工。生下儿子姜富源不久，夫妻俩闹别扭，丈夫离开双鸭山到佳木斯下属的富锦县打工。

姜富源在姥姥家长到9岁，在2005年9月和妈妈来到佳木斯，插班到木材小学读四年级，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儿子成为挽回夫妻感情的纽带。屈冬梅和丈夫发誓，哪怕打工要饭也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但这一幸福日子只维持了40天。

一直到法庭质证时，屈冬梅才知道姜富源在杀人现场呆了不下十天，而且留下了一封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信：“妈妈妈妈我很想你，我也非常想上学，想念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你快点来piou(原文如此)我，姜富源写。妈妈我对不起您，妈妈你给我电话，我想和你说几句话，你赶快给拿钱，我好回家和你见面。”

除了这封催人泪下的信，在另外两张纸片上，这个不到10岁的孩子还详细描述了自己家里的地理特征和电话号码：“电厂往左第一个大胡同，另一个小胡同，不过道，一个黑门黑窗户。”“我家胡同前有个小食杂店”，“0454 8864900”。

2年前案发时，面对各种版本的被害人数传言，屈冬梅最令人动容的一点，是向记者显示了人性的高贵，她希望被害人数越少越好，不愿意再有母亲听到这种噩耗。但一想起这封信，想起儿子在这十天当中遭受的灭绝人性的折磨、临死前的巨大恐惧，想到这十天中应该有足够的机会将孩子救出来，屈冬梅就无法保持平静。她和丈夫都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原谅对方，儿子的离去使这个家庭再度破裂，庭审结束不久，屈冬梅便离开佳木斯，现在河北沧州的一个远房亲戚处打工。

和屈冬梅境遇类似的，是最后一个被害孩子武书田的妈妈程秀芬。

武书田被害时，他的父亲正在监狱服刑，在狱警的陪同下到殡仪馆看到儿子残缺的尸体，嚎啕大哭。当地政法界的知情人士说，案发后监狱为他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为了配合对丈夫的改造，程秀芬放弃了提起附带民诉的权利，也没有参加此后的上访。

但这些后续的工作没能挽救婚姻和家庭，孩子离去后不久，两人还是离婚了。现在北京 打工的程秀芬，不愿意再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除了程秀芬，另外四个被害孩子的家长都提起了向宫润伯索赔的附带民诉，王俊斌和卜玉娥赶到哈尔滨，请来红旗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任璞军和陈虹提供法律援助，他们认为天麒网吧和宫润伯租住屋的房东也有连带责任。

法庭判决否定了后者，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