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陶宗震 整理/王凡

天安门广场规划是中国人做的，还是苏联人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亲历人陶宗震先生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故事。

毛主席确定天安门广场尺寸

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作，很早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首都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张搏、周志良等人于1957年先后拟出10余个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我分析，规划方案始终定不下来，关键在于广场建筑内容的不确定，所以当时谁做也是这个结果。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原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局长万里，在长安大戏院作了“国庆工程”设计征稿的动员报告。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以，广场整体规划设计与建筑方案的设计同时进行。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

我恰在这时调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整个“国庆工程”及广场规划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中央领导直接关注下，在北京市委刘仁、万里，首都规划委员会及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的佟铮、冯佩之、李正冠、沈勃等具体领导者层层负责下进行的。广场规划设计以及“国庆工程”应征方案汇集后，向上汇报，向下传达领导指示，都由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总图室副主任沈其负责。

规划设计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根据中央、市、局等领导的要求，划定广场红线；广场红线内的道路、绿化、市政设施以及路面、灯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设计由我负责。直接向我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是沈其。她交待：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比例约为5比8，与“黄金比率”几近相合)，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我得知有些尺寸是经毛主席确定的，所以，广场规划几经变异，但红线始终没动，红线内的总面积为40余公顷。

一天，佟铮带来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辛毅。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按上述要求，西单、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经过天安门的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今后也不设无轨电车。长安街不设架空线路，原来架空的线路改走地下，因此，规划建设了北京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中国兄弟真是大力士”

我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因此，我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以对着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路的内侧为平板广场，路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这样使平板宽度在300余米，加上路面及纪念碑两侧，再加上扩建后宽180米的长安街游行路线南侧，中心广场面积约14公顷。

在两侧建筑物周围，我设计了宽70-80米的绿化带，使广场空间显得过于空旷单调的状况有所缓解，并可使几处绿化相衔，联结一体贯通市中心。

我构想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