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 流行的看法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能是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值得研究的一个。中苏关系不仅对世界与中国的影响巨大，也极富戏剧性。在短短2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就从结盟到亲如 兄弟，又反目成仇以至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与戏剧性，使得探讨中苏关系具有双重反思意义：第一，反思中苏关系，可为当前如何协调中国外交与内政提供极为重要的借鉴；第二，中苏关系对整个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已经成为数代中国人的 历史经历，深入探究中苏关系并发掘其对中国的影响，本身也是对20世纪后50年中国人历史记忆的校正与还原。
    
    筹资数百万，搜集翻译苏联档案
    
    中苏关系史属于外交史研究领域，研究材料应当以两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档案为主，而非简单依据双方的官方 宣传与观点。同时，在研究观点上也应当参考他国学者的结论，特别是苏联与俄罗斯学者的意见，这样才能保证从相对公允的立场出发，依据两国在具体历史问题上的真实言行与政策，来钩沉史实并推演历史事件行动者的真实意图。正因为此，中国前驻苏大使李凤林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
    
    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正是中苏关系史原始资料与客观研究态度的集大成者。作者沈志华、杨奎松、李丹慧等人对两国政府机密文件的搜集 工作已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个传奇。自俄罗斯从1990年代初甫一开放前苏联政府机密档案，沈志华就抓住时机，自费远赴莫斯科搜集资料，之后又与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积极交换各自拥有的苏联档案。随后沈志华又自己筹资数百万，组织国内俄文翻译力量，耗数年之功，将这些档案整理出版为34卷36册共计1800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此外，针对中国地方档案馆开放程度较高的特点，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等作者先后搜集了东北各省、西北各省、西南各省档案馆所藏资料，从地方档案馆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线索与资料。
    
    推动中央档案的开放
    
    为了推动中国中央各档案馆的对外开放，作者们一方面通过积极参加 国际会议、纠正国际学术界一些错误观点，以此证明开放政府档案对于本土学术发展与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国际学术界曾有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派军入朝作战，其根据是苏联解密档案提到中共政治局1950年10月4日告诉苏联大使罗申，说中国由于存在军事装备落后、无空军掩护等困难，因此不能出兵。而沈志华通过反复比较中苏两国相关档案，发现毛泽东早在10月2日就已决定出兵朝鲜并拟好给斯大林的电报，只是因为随后未能征得中共其他领导人的同意，才不得不于10月4日告诉苏方暂不出兵。之后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并获得了彭德怀的支持，最终中共中央在10月5日决定抗美援朝。对这一 问题的澄清，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形象，也便于国外了解中国的决策并因此减少对中国的误判与误解。
    
    另一方面，作者们还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专家积极进行接触交流，宣传档案开放的重要性。例如沈志华就将自己搜集到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相关资料无偿赠送给相关部门，便利了许多官方修史的写作，也因此让相关部门认识到开放档案的好处。近年来，包括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在内的一些档案馆已经逐步对外开放，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
    
    小心求证，推翻流行看法
    
    正是以这样的资料与研究态度为基础，《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例如，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说明，中苏关系分裂并非源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中国领导人虽不赞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具体方式，但是对批判斯大林持肯定态度，因为苏共的这一批判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减轻了中国的思想负担，可以放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同样，为人们所熟知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也被苏联解密档案与中文相关材料证明并非苏联要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并与中国组织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自 朝鲜战争以来中苏两国军事合作不断加深的一个方面，苏联的目的只是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合作、在 全球对抗美国，只是未料到对此十分敏感的毛泽东大发雷霆，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赴北京解释。两国领导人最后就此事达成了谅解，苏联完全遵从了毛泽东的要求，这两个事件实际并未对中苏关系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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