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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两对关系，理解中苏风雨
那么应当怎样来理解中苏之间的风风雨雨呢？《中苏关系史纲》指出，关键是要区分两对关系：一是中共与苏共的党际关系，一是中国与苏联的国家间关系。虽然这两对关系一直纠缠在一起，但彼此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
由于历史原因，苏联共产党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领导地位。在国内革命过程中，中共逐步
成长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并在夺取政权后成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大党，变成苏共不得不在内政外交方面十分倚重的合作者与支持者，而之后由于中共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认识差异，中共起而挑战苏共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相比于中苏两党不断变化的关系，国家间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准则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目的，要求各国在交往中以平等为基础。两对关系互相影响，彼此推动。两党关系良好时固然可以促进两国的
合作，并能掩盖两国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但两国利益的矛盾也会导致两党之间的猜疑与争吵，而一旦两党关系降温，两者之间僵硬的意识形态斗争反而会加强或放大两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两党走向对立。因此《史纲》各个部分的题目点出了各个时期中苏两党两国的特点：“难以确定的对手”、“同志加
兄弟”、“从分裂到对抗”和“走正常化之路”。
《史纲》的这种看法为我们重新了解中苏关系演变提供了一把钥匙，得以从中苏两党两国繁复众多的联系中提纲挈领地把握其变化的脉络，同时也让许多原本隐藏在
历史洪流之下的因素与事件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就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中苏两党关系而言，《史纲》特别强调了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与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共产国际的解散意味着中共作为前者的一个支部此时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而延安整风则从思想上改变了中共对苏共的迷信。但是毛泽东与中共的这种独立性及其在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中坚持自己的斗争路线，使斯大林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斯大林在二战结束时侵害中国利益的一系列做法——如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保留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也令中国领导人产生不满。
正是在这种互相猜忌下，《史纲》指出中苏两国在1950年初的结盟事实上异常艰难。毛泽东既要争取苏联对中国的全方面援助，又要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而斯大林既想将中国纳入社会主义阵营，又要极力维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虽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现了毛泽东的废除苏联在东北特权、获得苏联援助两个目的，但中国也不得不在经济合作方面接受苏联的苛刻条件。
朝鲜战争成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
1950年末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中苏两党与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朝鲜战争本是斯大林秘密
策划的一次军事冒险，但在美军介入、北朝鲜兵败之后，斯大林害怕与美国直接对抗而袖手旁观。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毅然派遣中国志愿军入朝与美军正面作战并取得了辉煌战果。中国的参战打消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苏联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援助。
《史纲》指出，从1953年
斯大林逝世到1958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波匈事件以及苏共内部
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影响。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派出代表团积极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斡旋，不但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稳定，也维持了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中共还在赫鲁晓夫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提供了支持，使赫鲁晓夫巩固了其领导地位。中共在这些事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所展现出的高超政治
技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上成为与苏共并驾齐驱的领导党。正是因为中共对苏共提供了如此大的支持，两国的合作从1956年开始进入了更加紧密的阶段，苏联不仅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力度，更开始向中国提供包括核武器研发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的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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